Claudia Bickmann, Universität zu Köln

宗教与哲学—差异中的交替关系?

2. 古典时期的西方哲学构成了可能进路的第一种模式

1. 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在哲学的第一个阶段,即前苏格拉底阶段明确地以正题和反题地方式设定了世界起源的可能依据的原则;

2. 柏拉图在自我批判之后寻找能够令这两个极端同时有效的合题。据柏拉图所说,应当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持有中道。两极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拥有最终的确定性。这一立场中有着某种反实体论和反教条主义的特征。

他所要寻找的是两极之外的一个可作比较和区分的支点;与赫拉克利特不同,这个支点应当在一切区分和多样性之外可以把捉,并且不同于任何可以从这一支点出发把捉得到得东西。而这也不是巴门尼德所说得那种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全无区分的太一。 柏拉图将巴门尼德的全无区分的存在概念纳入了一个外在于所有一致性和差异性的场所,一个超越一切思维和存在的领域,从而拯救了这个概念。因此,只有noesis的直觉性的统观才能达到这个纯粹内在的领域——只有在“makaria opsis”,一种喜悦的观照中,其自明性才得以显现。

理念指明了通向那个居间调停的领域的道路。因为,以概念区分行为的尺度和目标的过程中,理念作为前命题的、前逻辑的一致性基础如“先导”和“原像”那般为一切命题式行为奠基。只有理念作为概念的尺度和功能才能从概念中得出所思者之是其自身所是(auto, kat auto),只有联系到“所思者之是其自身所是”(Selbstseins des Gedachten),那么认知行为才能在概念的连接中获得一种内在的尺度。而作为所思者之尺度和主导目标的理念不会直接呈现于我们的认知行为,而是只能逐步接近,这一事实其实是理念的前命题的缔造一致性这一功能的结果。

所以,柏拉图在一面是我们认识的相对性(普罗泰戈拉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意义上的相对性,即赫拉克利特的存在论)、另一面是教条主义的对存在的规定(也就是埃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这两难选择中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固着的东西如何在变化中凝聚起来,而凝聚着的东西又如何能同时被理解为一些变化着的规定性之统一体呢?

Bewegung und Ruhe,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sollen nicht in einer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 als Gegensätze zusammenfallen, wie es in einer in sich wiedersprüchichen Selbstidentität gedacht werden mag, sondern sie sollen durch das Identitätsprinzip der Identität als Identität in der Differenz auch begrifflich zu Bewusstsein gebracht werden können.

运动和静止、一致与差异不应在尼古拉的库萨所说的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意义上那样相反相合,而是应通过作为差异中的同一性的同一律法则而得到概念上的理解。

与宗教知识的直觉基础和前命题基础类似,柏拉图的至高原则,善的理念或是太一的理念,如他在理想国、巴门尼德篇以及第七封书信中表述的那样,只能作为“Epekeina tes ousias”存在于超越一切存在物、超越感性、超越概念甚至道法无名的境界。

这符合龙树的前两个前提:被设定的A与其反题非A相对;这一对命题最终在柏拉图以概念化解两难的洞察中化为“既非A也非非A”的合题,从而达到了至高的确定性。

柏拉图选择的是超越正题与反题之外的第三条进路:A(巴门尼德的静止的全无区分的存在概念)和非A(人为万物尺度以及赫拉克利特)都无法独立存在、也无法称其中任何一方为万物的源泉。

正如庄子所云:“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内篇《齐物论》)

3. 在西方哲学中则是亚里士多德身体力行了四句破中的第三破。他将柏拉图超越一切存在和思维之上、具有至高确定性的那个万物合一之域重新逐回了Nous(思维)之中,这是自我观照和自我设定着的精神的自为运动,对他而言,绝对的确定性只能存在于“思维之思其自身”这一无尽的运动中。在Noesis Noesios“思维之思其自身”这一运动中,如《形而上学》第十二章中所述,是以概念突破概念,存在以科学彰显,至高原则成为可以概念通达的绝对实体,这一实体作为一切谓项的神性基础,自身不再是任何他者的谓项。

就像在龙树的逻辑结构中那样,A和非A如今只能在一种“亦此亦彼”中被把握。

柏拉图“既非A也非非A”这种极端的超越如今化为关联中的内在一致性,这在西方哲学中引发了两种运动:对有限之物的绝对化;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万象更替中的某种恒久之物的理念。

4.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性是一种自我抬高的理性,一切可能发生的事物都依赖于思其自身的思维这一至高原则。而柏罗丁则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反题,走出了四句破的最终句:他的Hypostasis(实体)思想剥夺了Nous(思维)领域的潜能,从而重新开始了对形而上学和实体论的批判。

在此,理性与概念在其相对形态中达成一致,在绝对确定的独一者和绝对者、那个超越一切存在与思维的太一面前,它们只能退居二线。

与柏拉图类似,柏罗丁那里的超越存在的太一同样是概念不可企及的,而太一之无条件绝对性的基础则只能彰显于一种直觉的统观、前命题的观照中,与此相对的那些令其当下化的概念的可能性只是些次要的实体,是太一的流溢而已。

至此,龙树所说的进入终极的否定之否定,否定一切前提的道路已经完工。神秘主义者,还有儒道释三教的圣人们的姿态似乎已成为唯一的选择。正如庄子所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齐物论)

模式2:步入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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