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與宗教
德中学术会议——2010年7月19-22日

近年来，“哲学与宗教”这一主题备受关注，广泛流行。现代社会中宗教旨趣的强势回归已经不容忽视。无论对此谈论一种“后-世俗社会”的虔敬（Jürgen Habermas） 或是长期被感知为不可阻挡并不可逆转的世俗化进程的“动摇”（Kardinal Lehmann）——诸宗教的回归早就不再是个“宗教虔敬大杂烩”(Patchwork-Religiosität) 的问题，而是对一种宗教信仰上的定位的表达：作为个人的与人格上的定位，此种宗教定位致力于抵制现代精神中的随大流倾向与价值多元主义。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将重新提出宗教与哲学之关系的主题，并借此试图令一种——如东亚传统思想那般——不识哲学与宗教之分别的传统思想重新开始言说。如其在中国、以及在韩国和日本的实践状况所示，彼处之虔敬与西方之虔敬的诸多形式有着如此基要性的差别，以致我们在其中或许“（能够）照亮那些隐匿着的决断：它们是欧洲理性的承负者，而恰由于此无法对其寻根究底”——弗朗索瓦·于连备受争议的观点如是1。 不可知论的）东亚宗教并不分有西方宗教的排外要求与竞争性。缺少超验联系的宗教显然同样能够满足一种“宗教需求”。至少就虔敬意识而言可以由此推断，这种需求是一个人类学的常量。即便在中国也能看出传统宗教明显获得了新生（据童世骏、刘仲宇，2007年12月5日中国日报）。

与宗教虔敬的这一图景相对应是东亚的人文学科。至今对其仍存在一种偏见，认为它们是实用主义、现象学、并且纯粹关切此世的。与体系化的真理诉求——这一诉求与西方的哲学概念紧密相连——相对的是一种更应被称为“智慧”的学问，这种学问之效用与其和诸宗教、和制度性信仰流派及教派斗争的缺失以及和东亚文化中认识论和逻辑学之相对较低的重要性等诸般情状的具体实践性交道密不可分。这一图景被一种现代的、以文化学为主要标识的人文科学所细分和变异，它把作为——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合作中——至关重要之结构成分的自我感知与他者感知、适应与划界的相互交叠推向前台2。比起远东融合论之说更有意义的是谈论效用阈限及其体制化，谈论网络结构与杂糅——其传统并未唤起、而是消弭了密托斯(Mythos)与逻各斯(Logos)、信仰与知识、神学与哲学之间的分野。

伴随着亚洲国家在教育和科学政策方面自我意识的觉醒，如今却逐渐滋生了一种主要来自年轻学者的、针对——造成被他者所决定之感的——西方哲学命题之应用以及针对（中国）体制化了的人文科学的怀疑态度；这种质疑常常导致对欧洲传统的仅仅是选择性的感知，不过这也同时伴随着一种愿望，面临亚洲日益泛滥的现代性寻到一种官方哲学，它有整合社会的作用，并能正确对待与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重新拾起儒家、佛教抑或道教传统在此只是重新进行自我规定的表面现象而已。总的说来，这一现象大概是这样一种缺陷的表达：一种对文化、人文科学和宗教交流之变化中的不对称性给予关照的全球性的思想交流尚未真正出现。

本次会议的主题思想是，一种自我启蒙了的哲学不仅不应拒绝知识的界限问题、还有我们自身存在的终级原因问题，而且——恰恰在晚近的现代时期——也应探询对宗教的文化遗产的“拯救式的重新收获”。指点航向不仅是哲学一家的责任，也是宗教的义务，不管谁先谁后。对哲学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一种与科学知识和启示宗教信仰都有所区分的哲学式的信仰究竟是否可能，并且——如在佛教中那样——由此推动一种能够揭示其他文化区域的哲学与宗教传统的开放性的哲学理解。哲学本身若是未与宗教决裂恐怕也无法达到神学，这在欧洲传统中也是可以想象的。宗教至今也不愿成为哲学的对象之一（Paul Tillich）， 正如反过来哲学也不愿将其自主性割舍给任何一种宗教真理的诉求。而信仰究竟是否一种尚未启蒙的思想的结果，还有，哲学究竟是否通向解放性认知的唯一路径，在亚洲哲学那里有充足的理由挑起纷争，亚洲哲学也由此将哲学实践更加推向中心。

会议的目标——除了与马克思主义遗产之间不断扩散着的纷争之外——或者可以设定为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传统的更深层次的理解，以及对目前正在追忆传统思想的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形成一种持续性的理解3。 会议的成功必定对往后的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具有非常的意义，特别是可对尚作自负之态的认知适应(Wissensadaption)起到反作用，这种认知适应至今仍限制着提出自身问题以及保存传统方面的创造力。

计划中的本次会议以其规模在德国尚属首例。它应当集中整理与中国的人文学科的通信与联系，并协调今后的学术合作。作为以人文学科为侧重、并以“国际网络大学”这一未来理念为特色的新型精英大学之一，柏林自由大学在此肩负特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