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iver Jahraus,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摩西、笛卡尔与卢曼
主体作为宗教社会学范畴

确实,《三个骗子》与卢曼距离并不远,不仅因为在18世纪中期已经开始对社会功能进行思考,而且功能分化这样一个持续长久的过程在这一个时期进入了盛期。随着这一进程才会不仅在社会理论的观察中,而且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诸社会功能。简而言之,卢曼的关于社会功能分化的理念如下:最迟在18世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西方开始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如果说社会在这之前,至少在其基本结构上是层叠式的,那么从这一时期起,恰恰形成了水平方向的功能系统。在一个层叠式社会模式中,存在一种贯穿各个阶层的、清晰的、垂直方向的等级原则。在这个社会的顶层是君主和上帝,后者赋予君主合法性,并随之确立了所有的社会、文化和美学准则。世俗与宗教等级化的一致性导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今天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本身无法与宗教区分。社会的每一个单独行为过程始终也是伴随着宗教意味,或者可以从宗教上进行解释的。

这一全社会意义,宗教在功能分化过程中丧失掉了。在涉及宗教这一在社会中发挥的意义时,这一过程不仅仅在西方语境中被描述为世俗化过程。然而谁如果将这种世俗化一以概之地、消极地看作宗教意义的损失,那他就忽视了这过程的一个本质维度——而这一点首先可以通过系统论的宗教社会学得到明确展示。当宗教在层叠式社会中渗透于社会整体时,宗教在严格意义上是无功能的。但是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在系统论背景上,世俗化也可描述为宗教在(西方)历史上首次获得功能的过程。

因为只有功能分化才发展出了社会基础上的功能理念。在这过程中形成了诸系统,它们各自在关涉整体社会系统时实现一个专门功能。

所以诸系统也与其他系统,而且是借助一个特有编码与其他系统相区别。这样一个编码是双向的,是某系统用以来观察世界的。对于宗教系统,卢曼给定的编码是内在/超验。这个编码也就将宗教系统置于如此状态中,为社会持有超验性。宗教功能化的原因必须在功能分化过程本身中寻找。所以可以提出如此一个启发式的问题,功能分化带来的哪一个难题,成为了宗教系统的任务和功能。

主要的问题在于,整体社会无法再达到,无法对其进行定义或者——就其整体而言——观察。每一个系统和每一个观察者自身就是社会的某个部分,不再存在外在于社会的阿基米德原点。一切可以使用来达到如此一个原点的,总是只会由社会来推行。但是社会并没有达到。社会决定了一切,自身却是不可定义的。无法定义者,可以是这样也可以是那样,简而言之,就是偶定的。由此,这无可定义者,这偶定者,这无可观察者就成为了难题。宗教恰恰就是针对这一复杂难题的。卢曼的表述更加清楚:宗教的功能就在于:“将不可定义的偶在性引往可定义者。”

宗教肩负了这样的复杂难题,也就将偶在性转变为了复杂性,并且以此形成了系统,作为系统又具有了简化复杂性的功能,它将不可定义者转为了可定义的偶定者。最后,原本投射到社会外部的超验性通过所谓的再进入,成为了被区分者对区分的重新进入。宗教带来的可能性是,在生活的内在性条件下处理内在与超验的区分,让具有消极含义的偶在体验积极地转为信仰。

3. 卢曼的前提:世界社会、世界宗教与世界之神

对于理论现状的阐述至此为止。我现在想引入两个问题:其一,我想问,这一种观察在多大程度上必然会被尤其是当代的社会条件所证实、修正或者反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个国际的中德学术会议所提供的语境,并且有必要问,这样一种构想是否对全球的趋向做了恰如其分的考虑,还是高估了后者,这样的构想又如何用于一种跨文化的框架。其二,我想问,这样的构想本身在哪一点上为批评者提供了机会,如果说,它显然将自己本身理解为它所描述的一部分,却仍然没有能取得自身的前提条件。关键之处在于,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制约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个会场就得到了一个良机,批判性地来关注卢曼的宗教社会学。因为将卢曼置于我们在这里所代表的一个国际化跨文化语境里,是最好来做这样的考察的。

previous page | page 2/4 | nex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