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信仰（belief）、依托信仰（faith）与 知识

信仰和知识的认知态度并不一定非得是彼此对立的。这两种表达，在初步切近考察时我们就能确认这一点，都是对人类精神态度的指定，人类总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将自己放置在对特定事实、事件、现象等等的假设关联中（例如：我相信，今天在巴黎不会像在柏林这么热，我知道，今天在巴黎没有柏林这么热）。信仰与知识的关系可以被描述为获取认知过程的一种连续序列，在此过程中人们首先对某事实内容进行猜测（我相信有这样这样的事儿），然后通过主体间被接受的行为方式进行检验，最后达到对存疑事实内容的确信（知道事情是这样这样的）。信仰在这种视角下不是与知识对立，而更多地是构成了通往有保障认识之路上的第一级台阶。[*1]

对于信仰的认知态度，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该态度与被相信者的可能性有着内在关联。[*2] 虽然Swinburne也指出，不可能给出一种普遍的规则来说明，可能性达到那种程度， 主体S的一种命题P就是可信的，因为这首先取决于个体的结构特征如他是偏于轻信还是一贯多疑，也即取决于主体，也取决于该命题P是否存在其他可信的替代选项（最明确的就是非P）。但是就趋势而言，人能如此出发来思考，即随着P的可能性的增长，P被S相信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长。对于那些认为知识只能是对特定事实内容的极有可能性的信念状态的理解来说，信仰和知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分界线，因此两种态度之间也不可能有质上的差别：只是P被一个主体所知道，与P被一个主体所相信相比，P的内容符实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已。但是对于P内容符实的全然确定性在哪种情况下都无法给出。但有一种对于知识的理解要与之区分开来，这种理解认为知识是对确定性也即被保障状态的拥有，而不恰恰不是对可能性的拥有。信仰的模式在这种观看方式下是对某物信以为真或者坚信不疑的非确定性方式，与知识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信仰行为都被看作一种认知态度，它的目标最终是朝向知识的，仿佛是在某种知识中找到了自己的实现和圆满。不论是赋予这一与信仰关联的知识以量上不同的地位还是本质不同的地位，同样有效的是：知道有P，相对于单纯的“相信有P”而言，是坚信不疑和信以为真的一种较高形式；它也是一切暂时性信仰所追求的目标。

对信仰和知识的关系的这种认识论理解，与之相比，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则不一样，它们被理解为以理性所确保的世界知识来取代从精神上认定的想象集合物的一种消解过程。黑格尔尝试以绝对精神为媒介来将纯粹想象物按照宗教方式提升为哲学的自我意识，他的这一努力也是源自这样的假设，即宗教上所确保者最后只是通往最高认识，也即哲学知识的一个台阶。

如此一种对信仰和知识关系的准目的论、等级划分的定义，固然有种种问题，但是始终是以一个重要洞见为基础的，也即对这两种态度如果仅从两者确定的对立来把握，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洞悉两者相互之间复杂的、充满疑难的关联。在实际中这两种认知行为从来就不是截然分开地出现的，这就已经清楚地展示出了如此一个显然状况，即所有可知者最终页必须是被相信的，以便成为主体和主体间信念资源库中的组成部分。反之，所有被相信者在其内容中必须是作为被相信者被获知的，因为不然的话根本就不会有特点内容被相信。

在信仰和知识的这种无可反驳的、逻辑上的相互关联之外，还是仍然会出现这两个表达所指称的态度之间的对立。用信仰所指称的，是在一个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信念库存里已经有了牢固根基的假设联合体，其基本构造之一是，这些假设绝不能达到确定知识的地位。如果给出理性的处理方式，让信仰内容可以通过该方式成为知识内容，那么信仰的独立性恰恰就被摧毁了，信仰的基础恰恰在于，相信那些高于基本可知者领域之物。知识则认定了占有信念的领域，这个领域与信仰的区别就是可以给定理性方式，以此来让主观假设达到主体间可检验的信念。

然而，如果想通过将主观性指派给信仰的认知状态，将主体间性和客观性指派给知识的认知状态来区分信仰和知识领域，这是会误入歧途的。如果信仰真的只是局限于主观意识的范围里，如果仅仅在私人意见的意义上来阐释主观意识，那么最初作为“信仰共同体”也即社会实体的宗教现象就让人无法理解了。信仰的主体间联合能力恰恰取自逐渐积累的信服力，在信仰的彼此互知的信徒中被信仰唤醒的正是这种信服力。共享同一信仰的信徒至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反过来，具有革新力的“知识”最初也完全是产生并固着于某个单个的主观意识中的，如果一个理论是如此新，以至于大多数研究者还没有体会到该理论在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可靠性的话。由于自己的知识而被孤立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更加坚定地相信他所获得的认识，在该认识还无法在主体间得到实际认可时。可以看到：知识并不必然是一种主体间的联结状态，它的出现也不完全与信仰的精神态度无关。如果观察到信仰的这一面，那这就表明了，信仰缺少某种知识——不论是对被相信者还是对信仰同伴的知识——也几乎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