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莱尔马赫与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观

一、

“啊，我的儿子！回来吧 － 人类的道德（智慧的孔夫子如此写道）是不完美的，赶紧从迷误的路途上回来吧。啊，你是人的守护者，主啊，耶稣！请亲自将你那迷途的羔羊带回来，以此为你的名字增添光辉！阿门！”这几句话是施莱尔马赫的父亲1787年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的结尾，恳切地要求当时脱离虔信教会的施莱尔马赫重新回到教会的弟兄中来。但这是徒劳的，连智慧的孔夫子也没能帮上忙。孔子在这里 － 与诸多的圣经语句一起 － 被作为最后的权威论据被引了出来。

孔子被认为是权威的训诫者 － 回归虔诚的训诫者。这里出现了启蒙哲学组合的一个逆转。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在他1721年的哈勒大学有关“中国实践哲学”的讲座中一直将基督与孔子并提，而这使他与哈勒的虔信教会发生了冲突，并导致他的解职和遭驱逐。

中国的道德理论证明，即使是非基督徒、甚或是无神论者也可能成为道德高尚者，而这一点也强化了哲学相对于神学正统的自治地位。施莱尔马赫也许对孔子正是从这种启蒙哲学初始的意义上来理解孔子的。在1803年11月他在给卡尔·古斯塔夫·封·布林克曼的一封信中提到，“在上世纪初，哲学家需要中国的道德来对抗宗教正统。如果后来哲学家一直批判孔子，说他是一个沃尔夫信徒和自然神论者，那么难道他最后不得不从地下世界走出来和他们结拜为兄弟吗？”

宗教不能成为道德的工具，反之，道德也不能成为宗教的工具 － 施莱尔马赫在他的青年时代的信仰危机之后一直抱持着这样一个信念，而且一如在他的“关于宗教的讲演”（1799）中 － 也以这个信念来对抗康德的伦理神学。

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走的是不同的路径。虽然他也批评神学家们使用康德的“公设理论”，“以批判的建筑工具来建造他们的哥特式庙宇”，但他接受了康德的观点，认为“接近上帝的王国”是“由教堂信仰渐渐进入纯粹的宗教信仰独立统治的过渡”。

（当他在康德的意义上把基督教的“积极性”区分开来。）从结果上来看，康德的伦理神学却是被埋葬了。

基督不是孔子或者苏格拉底：基督教并不消解为道德，而且也不让自己作为纯粹的“积极性理论”被孤立划分出来。为此，黑格尔需要一个转向思辨的上帝概念的转向。

在这里，黑格尔在他的法兰克福时期的末尾可以参考施莱尔马赫的“关于宗教的演讲”。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黑格尔在他的构想中与施莱尔马赫由关系，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

但对于施莱尔马赫而言，问题不是要把宗教奠基于道德或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他强调的是“宗教与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尖锐对立”。为了设立这种区分，他事实上不仅使用“内隐（或隐含）的形而上学，而且把宗教意识的独立性在与斯宾诺莎哲学的关联上给与阐释。而正是斯宾诺莎的哲学又为黑格尔的思辨的上帝概念提供了关键论据。下面要谈的就是这两种对立的发展路径及其后果。